公共治理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不是以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为核心的传统法学学术研究进路，而是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的复合研究思维[6]。

[16]因此，当生态学开始研究人、研究人类问题时，就必然会与包括宪法学在内的法学发生联系并形成一定的交叉。[19]自然界不再是生态权利的唯一扮演者，而人和国家也应当随着权利观念的变迁成为生态权利变迁中的重要角色。

（2）生态请求权，即生态人请求其他生态人主体维持和改善必备的生态环境的权利。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呈现了我国生态制度的双重互动模式。可见，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的发展经历了数次转变：一是时间维度上，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x]]在1978年宪法中，环境保护被首次写入我国宪法。在此意义上，基本权利可能最初来自部门法，但最终却具有相对于部门法的优越性。

摘要:  为更好服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形成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生态法治话语体系，我们有必要提出生态宪法学的概念。要在实践中更加有效以法律手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就必须在理论上对既有法治体系进行理念更新与新的范畴与制度的确立。事实上，无论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以及核心权利的保障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又是基本权限制原理中的核心命题，即任何对基本权的限制都不能触及其本质内容[31]。

[11]适当性和必要性较容易获得理解，较难理解的是均衡性。但上述规定能否就理解为是对所有应急手段的一揽子授权呢？换言之，所谓应急指挥部作出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决策是否就意味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能够在《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之外，采取其他应急措施呢？ 从宪法的一般原理出发，如果将上述法律规范理解为应急措施的授权依据亦会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法律保留原则将限制基本权的权能专门授予立法机关，但为避免立法者怠于履行监督职责，而恣意开出空白支票，在法律保留原则之下又有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即法律的授权应尽可能明确其内容、界限和期限。对于疫情信息的公开而言，有几点需要注意： 其一，《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疫情信息公布原则是及时、准确。四、人性尊严作为个人权利限制的根本界限 在应急状态下，公权机关为迫切的公益目的可对个体权利予以限制，但这些限制也需从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以及核心权利的保障中获得其界限。

这一原因也导致很多人在提前获知武汉封城的消息后选择离汉。这一要求最初是19世纪公民为对抗行政专制而提出，沿用至今都是权衡基本权限制是否正当的首要标尺。

[9] 上述不断升级的管控举措大多都是以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但其所规定的要求居民闭门不出，不得在村湾遛弯、闲聊，不得驾驶车辆出入小区等限权措施，却大大超出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条例》的授权范围。《突发事件应对法》44条、第45条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发布预警警报后，其应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以及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这些规定同样可以理解为政府在发布预警后应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事实上，在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已明确表达了疫情信息发布以及时为首要原则的观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我国《宪法》51条同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2.概括授权的问题 这里存在争议的还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的下述条文能否成为上述超出范围的应急措施的授权依据。根据宪法的一般原理，国家公权机关采取常规手段之外的应急机制，涉及公民的基本权的，属法律保留事项，应有法律的授权依据。国务院主管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对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在及时、准确之上加入了全面要求。

其中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所指的正是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国家对处于突发事件漩涡中的个体基本生存需求的保障义务。对于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法律尚且禁止对其歧视。

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传染病防治法》首先在1条申明，本法的目的在于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接下来则在第12条强调了在传染病防治期间，为上述公益目的而对个人权利的一般性限制，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除由生活物质供给所确保的生存需要外，生存保障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还尤其体现为国家对传染病患者的救治义务。

当然，开放民间的信息交流，不可避免会有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等情形出现。不当联结之禁止同样内含于比例原则中，其要求公权机关须以实质有效且侵害较小的方式达到目的，即手段不能只是可以达成目的，而必须是可靠、具备实效、与目的达成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人身自由首先包含个人的行动自由，而出行自由无疑是行动自由的首要表现。与此相同，很多小区禁止湖北住户入内的措施也并非是由街道、居委会等这些公权机关作出的，而是由小区物业或业主委员会直接采取的，其在本质上也属于私法范畴，由此也引发如下问题：私主体为自身避险而对他人予以歧视对待，此时究竟是私法自治还是平等权保障应居于优位？ 从基本权原理而言，私人也并不直接作为基本权的义务主体，基本权首先约束的是国家和个人的垂直关系。

在武汉等城市因疫情防控而被封城后，市民的出行自由、经营自由和财产权等依法受到缩减，但公权机关同样应确保其核心权利获得保障，而不容被削减和排除。人性尊严在此同样被置于宪法的最高价值的位阶。

这次疫情已经证明，这种做法不仅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重负，也会严重伤及疫情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并最终造成传染病的大范围扩散。而这正是基本权限制的根本界限。

上述条文授权有权机关为防控传染病疫情而采取必要的应急手段。对于处于天平一端的权利侵害严重性的比重判定而言，首先应考虑所涉及的基本权在整体权利体系中的位阶次序。

注释: [1] Reinhold Zippelius,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5. Aufl., 2007, S.301. [2]《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1.法律保留与应急防控的矛盾 但伴随疫情的蔓延，很多地方政府已开始在上述法律基础上对应急手段和限权措施不断加码。（四）控制或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遗憾的是，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因为医疗资源供给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不足，在武汉等城市被封城后，很多疑似患者无法及时进行检测确诊，确诊病患无法及时入院医治。

这些规定都旨在回应应急状态下个体生存照顾和医疗救治的权利保障需求。但与直接作用于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同，基本权作用于私人关系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间接的方式进行： 其一，国家的保护义务。

（二）个人信息权 除生存照顾和医疗救治外，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引发热议，并认为应当强化保障，而绝不能排除的还有个人的信息权。尊重并保障公民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是每个公权机关的义务，而在行动上符合比例原则，禁止采用过度手段追求公益目的，并保障个体被同等对待而不受歧视也是对每个公权机关的要求。

而那些将已经返家的湖北住户反锁在家中禁止其外出的做法，更会直接涉及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的违反。其三，附着于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之上的其他权利。

我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战时是指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而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然不属于战时，其也不属于紧急状态，原因是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因为战争、恐怖袭击、灾害瘟疫、各种突发性事件时才可宣布国家或某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疫情防控在内的任何应急状态，都不能成为取消法治、取消人权的正当理由，因为惟有坚守法治的底线才能使社会最终从无序走向有序，而这种底线表现于当下的疫情防控中就是，即使个体权利会因防控疫情的公益需要而受到缩减和限制，但这种限制也不能逾越必要的限度，不能触及作为其权利内核的人性尊严。此种做法是否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不当干预，对患者信息的公开应保持在何种范围和限度内才是适当的，这些都是需要审慎判断的。[22] Hans-Ullrich Grallwas, Der allgemeine Konflikt zwischen dem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und der Informationsfreiheit, NJW 1992, S.12. [23]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首次确认信息自决权的人口普查案中就申明。

因为所谓最小侵害，其适用前提一定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为达目的而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都绝对清晰而无任何含混。而重要公益和极重要公益以外的其他合法利益就是一般公益。

[16] 从上述标准出发，防控疫情蔓延、确保国民身体健康属于并不依赖于立法者政治判断的极重要公益，而在当下，这种极重要公益又面临严重危险而有急迫保护必要，这就使得处于天平另一端的个人权利在法益权衡上应有所退让。基本权教义为此提供的解决之道是实践调和（Grundsatz der Gueterabwaegung），即并不概观地认定哪种价值更具优位，而是在具体争议个案中，分别考虑基本权所保护的法益以及基本权的相互影响，再进一步决定哪一种法益更值得保护，而公权机关也是通过在具体个案中对冲突法益的调和，来促使它们最大可能地在宪法秩序下和谐并存。

第27条规定，对被传染病病原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11] Peter Lerche, Uebermass und Verfassungsrecht, 2. Aufl., 1999, S.153. [12] BverfGE 30, 292（316）;83, 1（19）;96, 44. [13]这种战时管制的提法后来为很多城市效仿，但从法律而言却并不妥当。